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有利于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变化。例如，我国加入WTO时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特保机制”）将于 2013年底到期后中止，届时其他WTO成员方不能再运用此条款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另外，随着我国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减少以及对国际规则熟练运用能力的加强，我国对外贸易报复的能力也将增强，这也会迫使其他国家慎重考虑与我国的贸易冲突。

    四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减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推动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除非有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出现，否则经济全球化过程将趋于减速。

    受此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从总体上看，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将放缓；二是发达国家在大规模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工关系，这种由经济全球化放缓导致的国际分工关系变化，将对全球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和流向产生影响，对我国加工贸易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除了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外，内部环境也将出现重大调整。在此，有四个方面影响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发生较大变化。

    一方面我国将开始出现由劳动力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预计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原来长期存在的数量充足、工资较低、具有熟练技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将出现一个较快的上升期。近年来陆续出现的“民工荒”、企业最低工资不断上调等现象已经说明我国已逐渐进入“刘易斯拐点”，今后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将出现供给减少、价格上升的情况，对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出口扩张约束也越来越强。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供给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人才为例，预计未来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国际性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地流入我国，将大大改变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

    总体看来，未来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术密集型出口优势将开始形成，出口结构向高端升级速度将加快，这种变化也将促使我国由原来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将逐步向扩大内需方向进行调整。

    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政策将着重向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方向进行调整，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因此，对外向型经济有偏的鼓励政策将向无偏的中性政策转型，即逐渐减少对出口、外资的优惠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均衡地投向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我国政策曾进行过类似的调整，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大幅下滑之后，为了稳定出口，部分政策又进行了回调。

    预计未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消除之后，外贸政策还将按照上述方向进行调整，并且在环保、职工福利、安全标准等方面也会采取新的、更严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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